最后的话：“殊途”同归
笔者再次强调译名问题的探讨和提出“解决”建议的目的在于：
1、 促使我们较为详尽地分析译名问题的焦点和症结，理解这些争议背后的良好心愿与不自觉的“误解”。问题不在于译名或称谓是什么，而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阐述学科的属性和特征，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可以允许和宽容在同一研究领域中不同观念、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共存的多元学术氛围。
2、 排除任何争议和误解，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就目前学术研究的现实状况而言，事实上，以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称谓的研究在学术方法和兴趣上也是有着各自倾向和相互区别的。一般来说，“民族音乐学”学者侧重于中国传统音乐领域的研究，注重形态的分析，从音乐本身去寻找与文化诸因素之间的联系，落脚点在研究音乐本身的构成与变化；而“音乐人类学”学者所涉及领域相对较宽些，较多关注音乐（包括形态）发生、构成及存在的原因，从大文化中寻找影响音乐的因素，落脚点在询问“人如何创造音乐”。
事实上，这两种学术倾向和差异不只是中国音乐学界存在，在Ethnomusicology的重镇美国一直以来也是如此。音乐学倾向的胡德与人类学倾向的梅里亚姆各自形成了不同学术阵营，虽然二者相互之间在学术上也会有些争议，但对学科的认同感和共识性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3、 因此，如果充分认识了学科的性质，了解了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产生的背景及其变化过程，学界对这些都有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认同和共识，那么译名或称谓的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虽然笔者提出了使用“音乐人类学”称谓的充分理由，但是大家依然可以从各自涉足领域、研究方法和学术兴趣的侧重来选择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称谓。尤其是民族音乐学一词至今已经使用了30年，无论是使用习惯和历史感情，还是学科认识或学术定位，都在中国音乐学界具有深厚的影响。
4、 从上所述的分析和建议中都可以理解到，虽然学者们学术背景各异、研究的侧重不同、视角和方法多种多样，也包括学术观点和个人兴趣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中国音乐的科学化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地认识音乐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从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前景来看，笔者认为，Ethnomusicology仅仅是音乐学发展路途中的一个阶段。例如，达克尔斯（Vincent Duckles）早在1980年为“新格罗夫”撰写的“音乐学”条目中已经提出了“所有音乐学应该以音乐人类学方法为中心”的可能性。西格尔（Charles Seeger）认为该条目“极好地总结了一种音乐人类学的重要视角”（1985年）49。而且，2001版的“新格罗夫”的“音乐学”条目中，明确论述了Ethnomusicology及其他人文学科对音乐学的影响，并再次提及了哈里森等学者提出的，“事实上，音乐学的整个功能将应该是音乐人类学的”。换言之，音乐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将成为音乐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其未来和前景不再以具体或狭义的音乐形态为目的，而将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其目的和意义。因此，促使建构具有浓厚文化性质的音乐研究将是Ethnomusicology的终极目标，音乐人类学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将迎接的是更为人文特征的音乐学。
在这一层面和境界上，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或其他） “殊途”同归！
2009年3月31日初稿
8月27日修订
于陶然居
（注：由于杂志篇幅所限，刊出稿略有删节，本文为完整版）
1 笔者更倾向认为Ethnomusicology是一种观念和思想，而不是学科，请参见笔者相关文章。为集中讨论译名和称谓问题，以免衍生不必要的其他论题纠缠，在此姑且称Ethnomusicology为学科。
2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以下同，以强调Ethnomusicology各种不同的中文译名。
3 载《人民音乐》第2期。
4 载《音乐研究》第3期。
5 薛艺兵：《从学科名称说起》，载《 中国音乐学 》1986年第1期 。
6 卢光：《“Ethnomusicology”一词的辨义与译名》，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
7 杜亚雄：《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音乐》第3期。
8 魏廷格：《不单纯是Ethnomusicology的译名问题》，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1期，第99页。
9 载《中国音乐》第2期。
10 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11 载《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2期。
12 萧梅、韩锺恩：《音乐文化人类学》，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1月。
13 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3期。
14 杜亚雄：《“民族音乐理论”不是“民族音乐 学”在我国的发展阶段 》载《 中国音乐 》2006年第2期。
15 从作者上下文来理解，此处应该指“民族音乐学”。
16 载《民族艺术》2007年第3期。
17 虽然上海音乐学院没有“音乐文化学”专业，但的确是存在同时招收“民族音乐学”硕士和“音乐人类学”博士的令人费解情况，笔者在其中也觉得不合理，就连本校学生都为二者关系困惑。虽然不能随意更改招生专业目录，但是应该尽快努力使其统一。
18 连赟：《刍议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演变、概念泛化及学科分野——兼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的关系》，载《人民音乐》2008年第1期。
19 董维松：《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载《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
20 董维松、沈洽：《民族音乐学问题》，载《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
21 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
22 同上。
23 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年第2期。
24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25 载《音乐研究》2003年第4期。
26 杜亚雄文章中刊载了3次会议通知。会议最初名为“‘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座谈会”，“会议通知”落款时间为1979年7月20号；1980年4月25号的“通知”改称为“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协作会议”；会议前夕的1980年6月3日的“通知”再次改为“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会议”。
27 从会议倡导者高厚永在“南京会议”上的发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年第2期，同时又载于〈音乐研究〉1980年第4期。）中可以得知，他所论述的“民族音乐学”指的是Ethnomusicology，但同时，他又将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历程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所以，杜亚雄说吕骥对“民族音乐学”的界定与高先生的观点有不少一致之处。
28 同注释20。
30 详见伍国栋：《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载《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研究》，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
32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3 引文作者蒲亨建在此括弧注明（关于我国民间音乐特征的描述, 请参阅拙文《中西音乐比较研究的若干思考》，载《中国音乐》2002/4）。
34 括弧文字系本文笔者所加，与原作者意思相同，详见上述蒲亨建的引文表述。
35 较为详尽的论述，请参见洛秦：《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载于《音乐艺术》2006年第1、4期。
36 参见Alan P. Merriam.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其中第一部分（Part One）中的论述，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37 Helen Myers. ed.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1992, p.3.
38 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和经验反思与发展构想（下）》，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2期。
39 洛秦：《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何在？——洛秦访谈录》，在《民族艺术》，2001年第2期。
40 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页。
41 薛艺兵：《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薛艺兵研究员访谈》，载《音乐艺术》2008年第1期。
42 参见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和经验反思与发展构想（下）》，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2期。
43 载Ethnomusicology杂志Vol.13，No.2（May, 1969），pp. 213-229.
44 汤亚汀：《Ethnomusicology释义和译名》，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3期。
45 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9页。
46 同注释44。
47 同上。
48 汤亚汀的建议，详见其《Ethnomusicology释义和译名》，载《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3期。
49 Timothy Rice. 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 in Ethnomusicology, Fall/1987.
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PDF全文下载）
作者简介
洛秦，男，1958年出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导，音乐研究所所长、出版社社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邮编200031）
联系方式
电子邮址：e_luoq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