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宋瑾教授（中央音乐学院）
主持人：韩锺恩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主讲人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宋瑾教授，演讲题为《后现代差异观与音乐主体文化身份》，本次演讲由上海音乐学院的韩锺恩教授主持。
宋瑾教授及其学术专长
宋瑾教授任职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其学术专长是音乐人类学、音乐美学和后现代理论研究方面。除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副所长外，宋瑾教授还是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宋瑾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类《西方音乐：从现代到后现代》（2004）和《国外后现代音乐》（2003）；译著《音乐的意义与表现》（2007）；学术论文《中性化：后西方化时代的趋势（引论）/兼论多元音乐美学的构建》（2006）、《什么“音乐”的“美学”》（2006）、《从后现代角度看人类学的“音乐”观》（2006）以及《后殖民批评语境中的音乐发展观》（2005）。
此次讲习班专家演讲中，宋瑾教授选取了音乐人类学的一对重要概念“局内人/局外人”，从后现代角度审视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学术价值。其演讲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引述后现代差异观，作为理论视角来分析“局内人”、“局外人”在当下社会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其后从研究“中性化”问题的阶段性成果出发，对音乐主体文化身份作进一步的探究。
音乐主体文化身份的研究背景
宋瑾教授首先说明为什么要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从后现代差异观的视角去重新认识音乐文化主体身份的问题。宋瑾教授认为，音乐人类学在发展中对音乐主体文化身份进行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这种划分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本质主义“音乐家”或“音乐耳朵”的观念，否定音乐文化全知者的身份和立场。要熟悉一种音乐文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人个体生命有限，因此要真正把握所有音乐文化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对一种音乐文化而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以往的划分常常依照地域——本地人和外乡人，如今，随着交流的频繁和加速，全球化模糊了地域之间的差异，局内人和局外人已经难以按照地域来划分。在新的时代，需要重新认识这对概念。
后现代差异观与主体社会角色
宋瑾教授认为，以往的哲学探究事物的共同属性，以“本质”作为事物存在的依据，作为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依据。而后现代主义指出，不存在对全球所有音乐文化都充分了解、对所有音乐都能像局内人那样品味的全知者，因此也就无法概括出适合所有音乐的“本质”；不同文化的音乐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不可抹除的差异。差异观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核心。
宋瑾教授主要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理论来论证了差异观和局内人、局外人问题。德勒兹曾针对“概念逻辑”提出“差异逻辑”（logic of difference）。他认为差异逻辑拒斥的是概念逻辑的4个要素，即形式的统一、关系的类似、内在规定的对立和被规定对象与其概念的相似。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偶然的；事物的现实性并不包含在概念中，因此，人们的经验只能对应多样性的差异逻辑。德勒兹指出，差异和重复都无处不在，前者具有发散性和偏移性，后者具有移动性和隐蔽性。差异并不是内在于概念的，而是内在于思想的。重复是复杂的，不是机械的或物质的重复。重复也不是一般性，因为一般性是本质主义关注的确定秩序。重复是非概念性差异确切所指的东西。以上思想中，同一性、普遍性是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对立性则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非A即B”的判断模式。在文化艺术及非理性（或感性）领域，概念逻辑的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模式确实不符合实际发生的事实。对特定音乐文化而言，原来的局内人后来可能成为局外人，原来的局外人后来也可能成为局内人。更何况“局”本身是变化的。因此从概念逻辑出发来分析这种外在于概念的真实性，势必出现后现代思想所反对的脱离实际的僵化的人为教条。只要想想音乐表演的二度创作情形，就不难理解重复的复杂性和非一般性——每次演奏相同的作品，结果都不一样；不同场次的对同一作品的演奏，其结果都不是机械的物质的重复，因此不存在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的演奏。
可见，后现代差异观与传统哲学的本质观是对立的。差异观直接影响音乐人类学的，除了“多元文化”、“文化价值相对论”、“文化生态”等等这些重要思想之外，还有人的“文化身份”，或人的“主体性”构成。“多元文化”就是“元”之间的差异；“文化价值相对论”就是“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文化生态”就是世界各国家、地区各民族、族群文化“生态”之间的差异，因之而构成全球文化生态；不同族群、阶层的人的不同，是“主体性”或“文化身份”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形成“观念、行为、音声”的不同的原因。
音乐主体文化身份
宋瑾教授认为在主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上，人们习惯了“东方”“西方”的文化地理地理划分。音乐人类学吸取了后现代关于人的差异的研究成果，否定了抽象的人，而按照特定的文化将人划分为“局内人（insider）”和“局外人（outsider）”。1947年美国语言学家派克（Kenneth L. Pike）发表了《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的统一理论关系》一书，提出了有关研究主体的 “主位（emic）”、“客位（etic）”的系统理论。从此，音乐人类学也以此为两种研究视角。从后现代角度看，局内/主位/参与者和局外/客位/观察者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差异，打破了传统哲学本质主义的主体/音乐观。
后现代的主体观深入到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还进一步体现在“我者”和“他者”的关系上。世界范围的“后殖民批评”活动，主要目标虽然针对新时期的西方霸权主义，但其价值核心是真正平等的差异观，即非中心的多元观念，否定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有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学者反西方中心主义，是企图以东方中心来取而代之的，这就和西方霸权主义遵循相同的逻辑，因此它也是后殖民批评所反对的中心主义之一。文化人类学吸取其精华，对文化当事人和研究者的文化身份和相应的角色都进行了非本质主义的划分。从辩证的角度看，“他者”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积极的，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容易出现强势文化的中心主义或霸权主义，而弱势群体则依照他者的眼光来塑造自己的音乐文化。此外，以上的主体文化身份或角色的划分，多数具有二值逻辑的形式（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东方-西方、参与者-观察者、我者-他者等），这本身是后现代主义所反思的传统哲学所遵循的逻辑。
以后现代视角看，“局内人”和“局外人”也不能做本质主义的确定。在田野作业中，常接触当地人。按理他们都应是本土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事者或传承人，都是局内人。实际情况却非如此，许多当地人并不了解他们的传统音乐文化。例如一些南音仪式音乐文化当事人，对仪式音乐文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许多当地人的后代逐渐脱离传统音乐文化，成为传统音乐文化的部分局内人甚至局外人。如此这般，“传统言路”断裂了。于是，就传统音乐文化而言，各地都出现了局内人、部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真正的局内人是那种对该音乐文化心知肚明，像流淌在血管里的血液那样自然拥有它们，对此却没有特别在意的当事者。外来的研究者通过学习，是习得性局内人。区别在于，在自然局内人的心灵真实中，音乐文化是内在的，而在习得局内人的心灵真实中，该音乐文化是植入的。跨文化欣赏表现出的“误读”，是局外人的典型表现。
中性化趋势
在全球化的当下，原生文化和新生文化不断发生交融、变异。总体上看，原生环境的特点和原始民族性已经逐渐淡化，代之以相似的环境和精神结构。这就是中性化——环境的中性化和主体性构成的中性化。中性化的起点是欧洲的殖民战争，它发生在全球范围。多元音乐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出现了新格局。国际学界出现了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音乐人类学处于这种思潮的前列。后现代思想提供了巨大的学术资源，从反本质主义到反中心主义，都为与欧洲中心主义针锋相对的“文化价值相对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反西方化的结果是中性化。中性化首先意味着真正的民族、阶层等等的平等。人们有意识地保护自己民族、阶层或社会群体的音乐文化，抵抗西方化产生的趋同，整体上逐渐恢复多元文化的局面，但那已经不是自然的多元，而是人工的多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全球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人工抢救、恢复、维持、发展多元文化的典型事例。这种“有意识”是区别于原初自然文化生态中的集体无意识延续传统音乐文化的状态。例如官方选择的“传承人”，已经不再是原生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承人，而是以官方相关意识为主导的、以“他者”的要求为参照的人工传承人。
总体上看，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建立在不同文化圈的存在基础之上。全球化造成文化圈边界的模糊甚至消失，文化趋同使“局”与“局”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其中的人的文化身份也逐渐没有区别。于是就无所谓局内人和局外人了，大家的主体构成都一样或没有根本差异。但那只是一种假象。真实情况是，原来的文化圈模糊或消失了，原来的“局”淡化或趋同了，新的文化圈、新的“局”还将出现，新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也将形成。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就是新兴人群在新环境中的音乐观念、行为和音声的特点，研究新的不同社群的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古老的现象将一再翻新，就像万花筒那样，不断组合、打破组合、重组、再打破、再重组，音乐人类学将不断有新的音乐文化现象需要研究，有新的局内人-局外人问题需要探讨，也将不断获得新的主位-客位双重视角或多重视角，并不断取得学科研究成果。
问题与互动
演讲结束后，师生就宋瑾教授的论题提出了一些问题。洛秦教授在提问中认为宋瑾老师在局内局外做了一个新的思路上的解析，特别是拿自己作为例子做了一个很生动的解析。洛秦教授就如何量化的运用模糊数学以及心灵真实性该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向宋瑾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宋瑾教授就心灵真实性引发的思考在回应中谈及差异的内在与主体性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局内人不是刻意为之，是不能习得的。真正的局内人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习得性的局内人常常把自己对于局内的知识回馈给当地人，并在当地成为一种流行。这就是习得性的局内人对自然局内人的影响，比如有些学者，被我们认为是自然的局内人，但当我们追问当地人对于某些音乐术语的词源才发现，这个词是学者们反馈给当地文化的。就这个话题，杨明康教授和在座师生分享了一个自身的经验。在杨民康教授做南传佛教音乐研究时发现，僧侣们解释自己的音乐分类是说不清楚的。而学者却可以从汉文佛教文献中学习到相关内容，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因此，学者可以用远经验和近经验的概念来看这个问题。其中近经验是局部经验，即属于本土一个小团体，属于自然的局内人的经验。洛秦教授补充说道，“局内、局外”话题很久了，而且严格来界定是很不容易的。是从情感自发的理解事物，还是理性化地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待事物，则涉及到另外一对概念：“主位”和“客位”。结合二者可以这么表述，局内人既可以主位也可以客位。局外人自身更多从客位的思路多一些，通过习得后，可以理解局内人的看法。但严格看，局内是不能学习的。薛艺兵教授同意以上观点，认为身份问题是不能改变的，主要要看行为方式。如果以学者身份介入，就是局外。如果单纯是在演出，没有别的意图，那么就是局内人。宋瑾教授最后总结认为，这是书写者和书写对象的一个交流。